家训家教
我父亲崔业襄、母亲吴宗英对儿女的家训是：“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人到天下吃饭、狗到天下吃屎，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意为人要读书思考，要勤奋劳动、不要在钱上打圈圈。
我父亲因家境困难，念了一年私塾就失学了，他是到海安县海北学校做校工赚钱还债期间，向老师们请教，勤奋自学，回乡后竟然能边教书、边种田。书越教越好，成为唐洋区主持私塾改新学的负责人。我五岁父亲就教我认“字角”、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讲《孔融让梨》的故事；13岁就教会我使牛耕田。父亲思路敏捷，在邻里乡间能主持公道，成为义务调处人际纠纷有名的“襄二爹（父亲排行老二）”。父亲1940年3月就成为许河镇的第一个中共党员。抗战时期，父亲经常受組织委托，到南通、如皋等敌占区接领来解放区工作的我党工作人员，但很少有人知道，《1947年东台事件》中冤屈而死。
母亲因旧社会歧视妇女没有读过一天书，但她观察、判断能力却十分难得。父亲受屈而死入验盖棺时，母亲领着我们四个孩子绕棺一周，无声无泪，告别时交代我好好养猪养牛、把家管好，即随压送的民兵而去！能忍耐、顾大局的精神难得。50年代初反胡风、反右倾斗争中，大哥的《钱圹风雨》小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而打算搁笔，母亲提示大哥的是，“人应该怎么对待冤屈？1947年‘三查三整’时我家受了多大的冤，我该怎么办？”在母亲的启示下，大哥重振精神、重整行装，深入到苏、锡、常多时，写出了代表作《血染着的姓名》。50年代后期，全国大跃进时我回乡探亲时母亲告诫我，“‘大跃进’是糊闹；深耕，把田里死土挖上来还能长庄家？吃食堂不要钱，地里小秋收没人管，将来喝西北风！”“大跃进”的后遗症致60年代初，全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验证了母亲的判断是对的。60年代“文革”的初期，大哥大嫂在浙江金华时分别各参加一派，常在家中争执，母亲批评他们都不对，但俩人都听不见去；母亲奋然地说，吵吧！不给你们管家了，带着孙女回苏北老家过了半年多。64岁时母亲生肝癌住院，并未告诉她是什么病；她揣起中药盆拌着看，见盆内有蜈蚣等毒性大的药物，便对四弟恒泽说，我是绝证拖下去没有意义，即瞒着他人，择于1971年8月18日下午拨去疏液管在与儿子交待后事中安然离世，没有担搁四弟及时反校开学授课。母亲一生如此地善于思考、是非分明、决断力强，我至今没有看到第二个，敬佩！渊源是人都有文化属性，而且往往是“百姓日用而不知”。
母亲非常注重子女读书和用脑。父亲去世后我是家中唯一能使牛耕种的劳动力，但母亲宁可自己多方操劳，督促让我念完小学后又去考上东台中学，并备好一大袋米赴学校上课。我一再思考，如此家境无法继续读下去，念了不到一个月即将剩下的米到百货公司换成白布回去替换破旧的被里。到家后母亲很不高兴，批评我不听话、不读书；随即与大哥去信谋求参军，1950年2月送我入伍。我离家后崔云妹妹是唯一能助她放牛、挖野菜养猪的帮手。母亲又不顾外公和族长们的反对：“穷得这样子，丫头还念什么书？”安排、鼓励女儿读完小学后考取盐城师范，成全了一名人民教师。为了使两个幼子能持续上学，母亲又不顾众人的反对：“带着俩个小叔子到杭州跟大媳妇过，关系一定处不好，”但事实恰恰相反。
务实以成事。父母亲都是务实种田的好手，全家的生活自然不愁，二老手上还了祖传的老债后还买了12亩田。父亲1947年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东台事件”中冤屈而死，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种田为生，生活虽然艰苦，但比伯父家四个大人、邻居丁保洪一个壮劳力过得还好一些。
“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我姑母临出嫁前嫁妆被盗，父亲随即把自己用以做聘金的20块“袁大头”拿出来为姐姐重新制办了嫁状，并登门向外公说：“我们母亲走得早，姐姐把我们拉扯大，不能让她空手出门。”告别时留下“令爱舍我择婿，在下不怨不悔”的字据。外公说“吴家丫头少了業襄还嫁不了人？”母亲的回答却是：“業襄做得对，这样的人不嫁，嫁给谁？”。我去越南参战后，母亲主动来丹阳带孙子小北在身边抚养，反程时媳妇瑞兰给点路费坚持不要，说“路费已经有了，不能再收二法钱”；我们给她钱替五弟建盖结婚用房后还多了点钱，别人劝她把剩余的钱给新媳妇做见面礼，可她只包了一块钱的红包，理由是未来的生活要你们自己去做，靠别人给不行。母亲为大哥主持家务开支16年，经手的钱不少，去世后，两位媳妇为之清理遗物时未见箱子里有一分钱。
父母是子女的首任老师，三句话使我受益终生。
2025年3月3日
Post By：2025/3/16 16:3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