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塘进入长江通道的“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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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宝船厂位于长江之滨,上游川鄂赣等省采伐的木料可以扎成木排,顺流运抵南京,提供了材料之便。明代工匠在造船中广泛采用了水密隔舱设计、多层船板和独特的木料拼接与榫卯工艺,风帆的制作也与当时欧洲帆船采用的分段软帆不同,采用的硬帆结构是在帆篷面上增加了桁条。这种帆虽然重量较大起升费力,但却拥有极高的受风效率,能在灵活调转中有效利用多面来风,并明显提高船速。使用这种独特的可升可降,可支可转的中国式风帆即使是顶头风也可运用走“之”字形的调帆方法达到令人惊奇的逆风行舟。先进的造船工艺和技术不仅保证了建造郑和船队的需要,而且使中国古代造船工艺在大航海时代发展到了巅峰。
宝船厂在施工中还实行了严格的责任制,从进料、领料,再到加工成的各种构件,各道工序用料都有严格的记录。在遗址出土的造船工具、设施构件甚至生活器皿上,都写刻着不同的文字编号。这种细密的科学管理杜绝了浪费和贪污,为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奠定了基础。船厂的工匠们还发明了锹钉、铁锔、铲钉、蚂蟥钉等,可将复杂的木结构通过各种船钉拼合与加固,从而使古木帆船的尺度、吨位、性能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比起同时代阿拉伯和欧洲的帆船,中国的船队更能经受大洋深处的惊涛骇浪,这种高超的造船技术如同埃及金字塔、古巴比伦空中花园一样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观。
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时期船厂还特意在南京钟山开辟了漆园、桐园、棕园等园圃,植树数万株,也许那时的造船者已在心中构画出了经略海洋的长远宏图。
“滚滚长江东逝水,是非成败转头空。”令人遗憾的是曾独领风骚的明代宝船厂竟难以善终。到明成祖朱棣之后,朝庭内部开始对郑和下西洋活动大加诋毁,认为郑和下西洋只讲排场,滥加赏赐,贸易不计盈亏,加上造船和远航耗费巨大,加剧了财政困难,以此将其视作一种弊政,群起攻击与责难。在这种舆论环境下,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仁宗朱高炽登基后即颁布命令“罢西洋取宝船”。由此导致舟师被裁撤,原本人声鼎沸、昼夜不息的船厂也渐渐停止了喧嚣,到了明宪宗时(1447年),兵部尚书刘大夏甚至命人将存于兵部的郑和下西洋所有档案,包括郑和船队的《航海日志》《出使水程录》《海外番国御疏》全部焚毁。呜呼,从此明初积累下的一系列宝贵建船与远航资料随着那熊熊烈焰而变为灰烬。停入宝船厂和龙江船厂等船坞中的宝船也任凭风吹雨打、毁朽沉没。因明代后期实行禁海制度,不仅民间的海上贸易被扼杀,而且宠大的官方造船厂也“厂库鞠为茂草”,曾经“炉红火旺,樯桅如林”的兴盛景象很快销声匿迹。参加建造这些巨舶的工匠及其子孙们也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窘境,一度举世无双的造船基地随着时光的流逝大部荒芜演变成了稻田。到了清代,已不仅造不出明代所拥有过的大船,甚至出现所造战舰发射火炮后竟然船体断裂的事故,这与造船工匠们已不掌握明代的造船工艺直接相关。
解放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宝船厂原址不断被“开发”,现代化建筑开始对这片遗址地发起了“蚕食”。直到2004年,南京政府对这里进行了保护性发掘,确认了当年宝船厂的遗迹,总算保遗址于“一息尚存”。但以前的七条“作塘”已被填平了四条,现仅剩下三条。人们在作塘中出土了当年船厂遗留的器物达千余件,600年前的辉煌终于重见了天日。
世事无常,苍海茫茫,百年的风云如梦如幻。在当今崭新时代开始之际,这座宝船厂遗址依旧默默,但它蕴含的开创精神和曾打造的时代奇迹却激励着炎黄子孙们今天的远航。
遗址区内的展板墙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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