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完澡,我换身衣服,打算美美地睡一觉,不想总编又打我的手机,我不耐烦地拿起手机,叫苦连天:“头,还让不让我喘口气?就是发生了‘9.11恐怖案,’也得让我睡足了精神再去采访。”
总编语气有些歉意,话却不容置疑:“看来你睡不成了,没办法,只能打扰你美梦。总编室一连收到三封读者来信,都是反映李连举集团的问题,而且很突出。我只能派你辛苦一趟核实了。”
我只能收拾采访包,赶回报社,先到群联部办手续,借出那三封信,然后推开总编室,将包往沙发一上扔,一脸恼怒:“你就能支使我!得给我发加班费。”
“没问题,等会叫上小许,到隔壁的湘菜馆去喝两盅,怎么样?算是给你们洗尘。”总编笑眯眯的,给我泡了杯茶,递到我的面前,说:“你们采访的记录我看,专门召开了编审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这篇通讯稿暂时不能发,会引起社会负面影响。不过真得感谢你,不是你们山西之行,我们怎么会知道李大善人的真实一面呢?我们是党的机关报,既要表达群众的呼声和意愿,反映群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又要体现党的执政思想,为党委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和情报。市里正在评比优秀企业家,在企业家中增选政协代表,李连举同志票数很高,如果让这样的人选上了,将是一种极大的讽刺。我让办公室根据你们的采访,写了一个东西,发到《内参》上了。”
“那他政协代表资格肯定玩完。”既然总编决定不发通讯稿,我也乐得轻松,随口问道:“这些材料能跟他本人见面吗?说实话,我倒很想让他听听父老乡亲的声音。”
总编摇头,苦笑道:“这个时机不成熟,先不要惊动他。你看了那三封信吗?”
我从包里拿出信来,在手上晃了晃说:“还没有来得及看。不会又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特大意外事故的大问题吧?”
“你就是惟恐天下不乱。”总编认真起来,说:“三封信都反映了李氏集团下属的服装厂劳动用工制度上的问题,如果属实,就有很普遍的意义,现在违反《劳动法》的民营企业太多,市里需要在这方面发现在个典型,作为反面教材。唉!我也没有想到,本来是要抓个正面先进,树一个农民企业家的楷模,没想到挖出一个反面典型。”
我不以为然地说:“他这种拼命掩饰自己过去的人,怎么可能树得起来?腰杆子本来就不硬嘛,人家现在做的就是沽名钧誉,捞取政治荣誉罢了。”
总编盯着我说:“你看完信,搞一个采访提纲,一定要给我过目。”
“没问题。”我吹了声口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展开信件。信的字迹歪歪斜斜,像是小学生写的字,错别字连篇,而且许多文句不通,看上去就知道是那些打工者写的,一笔一划格外认真。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工厂逼着工人加班加点,任意延长劳动时间的问题。这是一家童装生产厂,实行计件计酬制,车工每生产一件童装计1角2分钱,一个普通的女工,一天要完成二百余件工作量,时间长达16小时,收入仅为20元左右,服装厂绝大多数用工都是从农村聘来的少女,大约十六、七岁,也有部分十二、三岁的童工。最让我吃惊的是:工厂竟规定女人每人每天只能上三趟厕所,如果增加一次就扣5元,为防止失窃,工厂实行严格的门卫检查搜身制度,经常有员工与保安发生冲突,缘由就是有些保安借搜身耍流氓占便宜。我抒了口气,这种事在沿海私营作坊里很常见,特别是服装厂很普遍,没想到我身边真有这种苛刻的老板。我也知道那些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就是靠这种剥削童工和廉价劳动力,来实现原始资本积累,就这信里的内容,去发现新闻价值,那也太难了。等我再往下看就不能不拍案而起了:工厂劳动强度之大,让女工们经常休克晕倒,工人提出问题:老板能捐赠孤儿院一百万,博得慈善好名声,而工厂里的女工犹如人间地狱,为什么不来改善一下工厂环境,减轻工作劳动强度呢?有工头利用手里的权力,玩弄奸淫女工,女工(其实都是涉世不深的女孩子)不敢报案,只能躲在被子里哭,反映到董事长李连举,他根本就不信,反而将举报者开除掉。
我揣摩李老板是不是将在山西经营煤矿的那一套用在服装厂的管理上?事关重大,我拨通了李氏集团办公室的电话,简单地提到工人的基本权益,要求到公司来采访,被一口拒绝,电话里那人很横蛮地警告我少管闲事,“小心被人下了胯子,”这倒激起了我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的决心,当即写出采访提纲,让助手酷儿交给总编。
晚上在湘菜馆里,总编将那份提纲交还给我,提醒我,为防止意外,多带一个人,人并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市公安局副局长老姚,让他保护记者的安全。我不由得大笑起来:“头呀,这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弄得人心惶惶,我是正常采访呀,又不是招惹黑社会,怕什么!”
总编一脸的凝重:“人心难测,世事难料,你一篇文章就断送了人家花上千万买来的好声誉,他能不跟你急吗?狗急了还会跳墙嘛!”
我知道总编是一片好心,不再坚持,答应带酷儿同去,那丫头鬼精灵,而且会说好些地方的方言,跟那些打工的小姑娘差不多大,扮成打工妹,可以直接深入到工人当中,了解最真实的情况。酷儿混入厂区,进了车间,干了整整一天的活,长达16个小时,跟女工们混得极熟,大小工头居然没有发觉酷儿那张陌生的脸,这说明工厂的管理混乱,人员流动极大,管理人员认不出自己的员工。酷儿不仅获得了第一手真的情况,还取得了工时单、派工单、考勤表、计酬管理办法等,又约出几乎写信报社的工友出来与我详谈。
采访基本完成,为保证采访内容的真实,万无一失,也是好心提醒一下这位李大善人,天真地闯进李氏集团,接待我的是一位副总,获悉我的来意后,义愤填膺,振振有词,坚决否认集团有任何违反劳动法的人与事,一口咬定是我们在捏造事实,歪曲真相,将电脑打印的新闻撕得粉碎,摔在我的脸上。我一片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真是热脸贴在人家的冷屁股上,脸直发臊,无地自容。怏怏回到报社,向总编作了汇报,总编责备我不该打草惊蛇,因为是一篇批评稿,涉及到刚刚受到表彰的李大善人,事关重大,总编为求保险起见,专门请示了市委宣传部,得到市领导的首肯。两天后,文章在社会新闻版用了大半个版面刊出,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到方方面面的电话,读者纷纷表示关注,要求劳动部门迅速查处。其中总编接到了李氏集团企划部长的兴师问罪的抗议电话,要求报社立刻撤下通讯稿,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总编显得从容不迫,底气十足:“如果我们的新闻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欢迎您批评指出,我们一定认真修正,也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但要求我们放弃舆论监督,对于违法违规的行为,让不斗争揭露,我们恕难从命。”
企划部长怒气冲冲,威胁道:“你们报社要为损害李氏集团名誉而付出代价,我们要诉讼,通过法律讨回公道!”
放下电话,总编一脸的无奈:“看看吧,山雨欲来风满楼!”
“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建议道:“还是做好准备,像李连举那种人,头脑一热,什么都会做得出来,不计后果的。”
总编一声冷笑:“任凭风云多变幻,我自巍然屹立!”
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传来消息,李氏集团向法院递交了诉状,以名誉侵害纠纷为由,宣布对我和酷儿实施诉讼,其诉讼高达1000万元。依据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规定,要通过法院冻结、查封我和酷儿的个人财产,称我们共同完成的采访报道未经核实,与事实不符,严重损害了李氏集团的声誉,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和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在业内造成极坏的影响,损害了李氏集团的利益。李氏集团还特地照会报社,并未将报社列为被告,敬请留意,其意图就是冲着我和酷儿个人而来,目的就是震慑、杀一儆百。接着李连举通过代理律师发表声明,大唱高调:我们李氏集团最讲法制观念,走的就是司法路线,相信司法是最讲理,最公正的地方,如果有人说我们起诉不良记者为不公正,那就是在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告记者只是为了搞清真相,让全社会都来关注,要让李氏集团扬名中华,如果官司胜诉,我们将把全部的赔款捐献给希望工程。
我和酷儿目瞪口呆,而且区法院在第一时间宣布受理此案,区法院以从来没有过的快刀斩毛麻的快速,向我和酷儿下达了《民事裁定书》,冻结被告银行存款、股权,查封、扣押被告一切可用作报请行的财产。一下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房子、存款都成了人家的扣押品,陷入极大的万劫不复的困境之中,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我的精神差点垮掉,无不痛心地说:“这真是绝妙的讽刺,我不明白舆论监督怎么变成了高铖行业?还有没有公理正义在?”
酷儿更惨,虽说她刚参加工作,个人财产寥寥无几,却特别喜欢逛街,穿的全是名牌,突然成了被告,连吃饭的钱都要向同事借,家也不敢回,痛哭一顿,泪眼婆娑,坚决要求辞职。我好不容易才劝住她,打起精神,应付诉讼,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