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湾湖不会忘记！（之五）

原创： 伫立黄昏

——七十五师官兵围湖造田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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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阳将坠，一朵朵暗红颜色的冬云犹如天幕上的一盏盏灯笼，悬挂在泗湾湖上空，提示着除夕之夜将至。

湖畔人家的院落里时而响起零星的鞭炮声，声音在空旷的原野里传出老远，勾起围湖官兵心头那份强烈的思乡情结。

1971年1月26日，大年三十。在中华民族千年延续的风俗习惯里，这个日子有多么隆重，不言而喻。可此时此刻，泗湾湖却没有节日气氛，没有过年景象，所有施工连队都被赶下湖去，以战天斗地、移风易俗的姿态，迎接革命化的春节。

这种日子口儿，给辛苦已久的会战官兵放一天假，让他们换下身上脏臭的衣服，洗个热水澡，吃上一顿肉馅儿饺子，再饱饱睡上一觉，这应该是最起码的的人之常情吧？

然而，在人性被视为“活思想”，生命需求被看作“私心杂念”的文革时代，人们的衣食言行，都必须接受“革命化”三个字的检阅与审查，过春节也不例外。泗湾湖的春节如何过，每位官兵心头，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也就是人人都要打消过年的念头，以一贯有之的节奏，接着干。

老兵王人谓回忆到：

大年三十，我们照常出工，天刚亮就去湖里劳动；

天气奇冷，炊事班送来的饭一会儿就变凉，红烧鱼打到碗里就成了鱼冻。全连一口气儿干到太阳偏西，直到下午两点才吹响收工的哨子。三点左右，工地上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把当地几位贫下中农代表请到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说旧社会苦难家史，让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诉苦大会结束，接着就是吃忆苦饭。大年三十给我们吃忆苦饭，虽然嘴上不敢说什么，但心里总不是滋味。强烈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很多战友开始想家，暗暗流下了眼泪……

我们班的情况还好，房东给我们做的是萝卜菜叶饭，端着饭碗，心里十分庆幸。其他班除夕之夜，几乎都在吃糠咽菜。

年初一早上 ，破例没有早起上工，连里还给每人分了年货，也就是半斤炒花生，到手不一会儿就吃光了。中午名曰改善伙食，实际上只有一碗猪肉烧粉条，这在当时也算是好饭食了；

吃完中午饭，大家又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开进工地，直到天黑才收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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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猪肉炖粉条，证明了春节还在，民俗还在，人性的原本与诉求，也都存在，尽管在会战最苦的阶段，政治思想教育一刻也没放松，官兵们无论多苦多累，也要把林彪独创的那些“最最“之类的口号牢记背诵，以此控制住头脑中的那些”活思想“，可是这些“活思想”却是没法铲除的，因为战士们都有父母，有爷爷奶奶，有年龄幼小的弟弟妹妹，血脉亲情牵挂在心头，时刻也难放下。

很多老兵家境贫穷，一个整劳力辛辛苦苦出一天工，折合不到两毛钱，秋天分粮时，攒攥的工分不够，只有贴钱才能拿回应得的口粮。到哪儿弄钱？只有借，有的老兵家中连年欠债，数额高达200多块，这在普通社员家里，就是一座山啊；

有的老兵谈成了对象，可女方的结婚条件却要未婚夫必须在部队入党提干，否则就退婚；

有的老兵虽娶了媳妇，却担心媳妇守不住空房，左思右想很苦闷，却又羞于启齿。

更令人苦恼的是，他们中间有些人还不识字，不会写信，没有战友帮忙，想把这些”活思想“往家寄都寄不出去。

于是，有文化能写信的战友就成了他们的贵人，郑志程就算一个。他不但字写得好，还会拽文儿，同样的话被他划拉划拉，内容还是那个内容，但味道变了，意思准了，难以启齿的话也变圆通了。

所以那段日子，郑志程经常深更半夜帮战友写家信，过不几天家里回信了，他还要帮着他们读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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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泗湾湖岁月给郑志程心头刻下深刻记忆，但他没觉得委屈，相反，他却替身边那些与他患难与共的战友，攒下一肚子的话儿：“很多战友家里缺吃少穿，苦事难题一大堆，帮他们读家信，几次让我为难；不读给他们听，他们眼巴巴望着你，可读给他们听了，他们又两眼发直，抱着头半天不吭声儿……虽然年纪轻轻，婚都没结，可一家老小的困苦压在心上，看上去就像个小老头儿……尽管这样，一旦上了工地，个个都像疯了，玩命地干……说什么都是为想入党提干才那么拼的，简直胡说！几人能入党，几人能提干？他们大字不识，人又老实，入党提干对他们有那么容易吗？说得直白点儿，他们就是为泗湾湖而来的，来了就做苦工、出苦力，没享过福，没快乐过，连三十元钱一块的钟山手表都没戴过。这些战友心里没委屈吗？不会叫屈就没屈吗？七十五师敢说对得起他们吗？泗湾湖敢说不欠他们吗？”

郑志程还跟我提起一位叫童祖勋的战友。

童祖勋是安徽望江的，跟我同年入伍，又一起进湖，只是年龄比我大几岁。

人少言寡语，干活却从不含糊，为泗湾湖出了多少力啊。虽然如此，我提拔班长时，童祖勋还是战士。

那年秋天，四连在泗湾湖大田里收高粱。虽然热浪滚滚，烈日高悬，可为预防鼠疫，所有人都是长衣长裤，袖口裤管儿扎得紧紧的，连风纪扣都要扣好。

每人手持一把闪着白光的镰刀，一字排开，齐头并进。运输车就顶在屁股后头，连长又站在车上督战，谁也别想偷懒。

高粱地里密不透风，身体被捂得死死的，敦促的汽车喇叭声一阵接一阵地催，刺鼻的药水气味又熏得人睁不开眼睛。那阵子什么都不顾了，只是挥着镰刀，拼命地砍……

杀红眼的我只顾砍，镰刀下却突然冒出个草帽，没有半点儿反应的我一刀砍下去……就听见“哎呀”一声，随着一顶血草帽挂在镰刀尖上，一个战友捂着露出白骨的脑袋，一声不吭蹲在高粱地里……

我吓慌了，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想上前扶他，可两腿哆嗦得已经不听使唤了。过了老半天，那人抬起血汪汪的脸，叫我一声“班长哎”，又把头低下了……

这下我才看清，我砍的不是别人，正是童祖勋。

受伤的童祖勋不想声张，捂着脑袋若无其事地又去干活儿。我连忙喊来卫生员，给他包扎了伤口，还砍来两截“高粱甘蔗”递到他手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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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当了连部文书，童祖勋也改了行，连长见他人厚道，让他去放鹅，从此，童祖勋早出晚归，抱着一根竹竿儿，当起了“鹅司令”。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那年冬天一大早，童祖勋起早给鹅喂食，打开鹅棚的门，一下子目瞪口呆，肥肥胖胖的大白鹅，一夜间倒下一大片，景状惨不忍睹。恰巧我跟着连长走过来，见到连长的童祖勋说了一句：“连长哎，阿死哩（望江话：鹅死了呀），”说罢，心疼地捂着脸，嚎啕大哭，两个肩膀不停地抖动……

那一幕至今想起来，都让人动情。

童祖勋围了两年湖，又养了两年鹅，然后退伍回家，安分守己种地去了。这样的老兵，在我们七十五师还有多少？数不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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