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记

    王瑶离休时为我青海某核基地指挥长，讲述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这是发生在七十年代中期的真实故事。

王瑶1950年参军，赴朝鲜作战后，整整二十三年没有再回家，家里虽说常收到他的来信，知道他在部队入党提干，后又转辗到青海某基地工作，在青海结了婚，生了孩子，还寄回了媳妇和孙子的照片，但具体干什么，信上说是国家机密，不让随便打听，更不许亲属去部队。

1975年6月，王瑶奉命去武汉军区公干，顺便回家探亲。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踏上了故里的征程，一路上感慨颇多：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难改鬓毛衰。不知老头老娘身体如何，姐姐、弟妹们成什么样子，恐怕走在大街上都认主出来了。办完事，他让随行的参谋、警卫人员返回基地，说到家了，找得到回家的路，在父母面前，他只是一个没有尽到孝道的儿子，不搞前拥后簇，兴师动众，共产党的干部没有衣锦还乡之说。同时他谢绝了军区派人派车的好意，孙愿惊动任何人，只求安安静静地在家呆上几天，陪陪老人，享受亲情。

王瑶依稀记得，家就住在汉口民众乐园背面的协兴里，繁华的六渡桥曾是他少年成长的地方，商栈林立，灯红酒绿，人潮汹涌，热闹异常，即使是文革期间，六渡桥仍然是武汉的中心，熙熙攘攘，人们衣着朴素，青绿色一片，精神面貌却特别高昂。城市缓慢建设，铁路内外荒地坟茔早己消失，代之是高楼大厦，解放大道两边绿树成荫，广播大楼、友好商场、武汉展览馆、协和医院门诊大楼、武汉剧院等一批耀眼的建筑耸立在眼前，让他兴奋不已。深巷里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当年栽下的小杨树已成为参天之材，那条走了百年有青石板掩映在小巷深处，曲径九迥，家还是那样，木板鼓壁房，风雨飘摇，只是地基加固了，十几个平方，一家三代挤于一堂，暗楼加阁楼，房子的空间跟鸽子笼差不多，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倒是门口红色的“光荣军属”特别引人注目。见到双亲，王瑶“扑通”跪了下来，老父亲早就不再到集稼嘴扛大包了，老娘也从织布厂退休，参加居委会“向阳院”的活动，正忙着批投降派宋江哩。

家里实在太挤，王瑶决定到中山大道对面的森寿里，找了家便民小旅社住下，看中这家小店干净、便宜，住一个晚上才四毛钱，那时候不兴居民身份证，外出凭单位介绍信和工作证，王瑶出示的介绍信把小店里几个妇女吓傻了：“中央军委国防科学工作委员会，”她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构，中央军委的人怎么会住进这么简陋的小旅店？旅社是居委会为安置“多子留一、残疾青年，”不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就业而办的，很少有客人光临，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人物，”让大家不可思议，凭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高度阶级觉悟性，”怀疑这个衣着体面，夹着公文包，不拘言笑的中年人，不是台湾特务，就是苏修间谍，于是飞快报告了派出所。姚所长听到有敌情，十分重视，率领四名民警“抓住”了王瑶，带到派出所，姚所长大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一再阐述“中国人民一定会解放台湾，抵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任何敢于踏上中国大地的敌人，都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王瑶哭笑不得，不知所云，拦下他漫无边际的话头，改用武汉方言，掏出工作证和介绍信，让警方打电话到青海基地核实身份。姚所长却断定这些证件都是伪造的，不由分说，先关起来再说。向分局领导汇报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次日，约好去中山公园的王老爷子不见儿子来，找到旅社才知道儿子被派出所抓了。老爷子气冲冲地赶到派出所。嚷嚷开了：“我儿子是解放军，你们好大的胆子， 就不怕犯错误！”

姚所长这才知道王瑶是王家老二，赶紧向分局报告，并打长途电话与青海联系上，回复证实王瑶是基地作战部长，基地首长很生气，警告武汉警方立刻放人，将向中央军委报告。吓得姚所长脸色惨白，忙着打开王瑶的手铐，请他到会客室休息。老爷子却不干，儿子平白无故被当成了阶级敌人，不是说声对不起就解决问题的，嚷着要向上级报告。分局局长、政委也赶到，连忙道歉。此事不知怎么惊动了军区、省委，市委书记兼武汉市革会委主任王克文陪同军区一名副参谋长亲自到派出所接出了王瑶。王瑶倒是乐呵呵的，表示不住省委和军区指定的洪山宾馆，也不住江汉路的璇宫饭店，还是住在那家小旅社里，理由是离家近些。他恳求各级领导不要处分派出所和旅社的同志，他们的革命警惕性让人肃然起敬。

以后他多次回汉，职务地位也为不断变迁上升，每次回来仍要住在那家不起眼的小旅店，便民小旅社也以能接待这么一位大人物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