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华西村，位于长江三角洲腹地。几十年来，这个普普通通的江南小村，从最初负债2.5万元，到如今经济总量超过500亿元，成为远近闻名、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华西人的日子过得如此红火，靠的就是他们坚持实事求是、大胆改革创新。他们从发展队办企业起步，逐步走出了一条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之路。

    华西村的发展是基层群众伟大创造精神的鲜活体现，是改革开放光辉历程的生动缩影。从农村到城市，从东部到中西部，改革开放犹如春潮涌动，势不可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神州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党的十二大之后，“翻两番、奔小康”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谈到中国现代化的蓝图时，提出了“小康”的概念，并指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党的十二大正式确认了这一奋斗目标。

    能不能实现翻两番？达到小康目标后，人民生活和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1983年的初春，邓小平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来到了江苏、浙江。

    一路上，邓小平看到的是：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他一边调研一边算账，认为实现翻两番、达到小康目标希望很大。

    当时听完了我们汇报以后，他非常高兴。说我听说你们三中全会以后六年已经翻了一番了？我们很高兴地大家一起说，是翻了一番。小平同志又说了，说你们在这个基础上是不是能再翻一番啊？我们说，能！

    江浙之行，邓小平不仅对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心里有了底，还对达到小康后人民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图景有了真实的感受。

    考察中，邓小平看到了江浙一带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

    他高度评价了农民的这一伟大创造：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

    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在有些地区甚至占据了半壁河山。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转移了上亿农业富余劳动力，农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进程。

    已经创办了几年的经济特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招致种种议论。

    1984年1月，倡办特区的邓小平到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考察。

    邓小平看到的是“一片兴旺发达”。他说：“看来路子走对了。”

    对外开放迈出了大步，开放程度日益加深，广度迅速拓展。

    1984年5月，中央决定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同时决定开放北到大连，南至北海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

    此后，中央又先后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又批准海南建省并确定海南岛为经济特区。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推动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带比较快地发展起来，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农村搞活了，乡镇企业起来了；对外开放加快了，外资、合资企业进来了,国有企业面临着种种生存压力。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呼声越来越高。

    当时国营企业没有进出口权的。跟三资企业比起来，那它困难比较多，企业的奖金也不能随便用。至于说利润，按照计划完成任务以后，超额的利润企业也不能动用的。

    1984年3月23日，《福建日报》刊登了以55名厂长、经理名义写的一封信，信的主旨是要求扩大企业自主权。

    3月30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这封信，其他报纸也纷纷介绍这封信的内容。5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决定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企业计划外自主经营。

    短短几年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中国大地一片繁荣景象，人们也爆发出极大的热情，心情舒畅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

    改革开放迈进了第七个年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迎来了自己第35个生日。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活动。

    群众游行时，载有“联产承包好”、“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彩车，伴随着欢快的乐曲，驶过天安门，尽情地表达着全国人民的喜悦情感。

    在游行队伍里，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突然拉起了一条手写的横幅——“小平您好”。

    这朴素、亲切的问候，表达了中国人民对邓小平发自内心的爱戴，表达了对他领导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支持和拥护。

【邓小平阅兵前讲话同期声】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的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

    改革成为新时期的核心词、高频词。改革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新的伟大革命等思想观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自此，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刘树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这个《决定》，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

    1984年底，35岁的张瑞敏接手了一个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青岛电冰箱总厂。而在此之前的一年内，工厂已经换了三个厂长。

    上任不久，张瑞敏就收到一封用户来信，反映工厂生产的电冰箱有缺陷。张瑞敏带领管理人员检查了库存的400多台冰箱，发现有76台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他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当场砸掉。

    有人事后做了计算，这76台电冰箱，按出厂价计算，每台冰箱相当于一个职工两年的工资。

【张瑞敏 时任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

    谁造成的问题由谁拿大锤把它砸毁，是由当事人把它砸毁。很多老工人当场就哭了。然后掉眼泪就说，我们就知道了今后不能够再从我们手里头损害国家资产。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给企业带来的不仅有浴火新生，也有壮士断腕般的“阵痛”。

    1985年，沈阳市出台了《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企业破产的法规。

    一年后，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同期声】

    今天上午，沈阳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告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从今天起破产倒闭。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正式宣告倒闭的公有制企业，开了公有制企业破产倒闭的先河，给大多数尚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沉睡的企业以极大的警醒。一位外国记者在报道中称：“沈阳发生了超过8级的改革地震，中国的‘铁饭碗’真的要打碎了！”

    在4个月后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企业破产法（试行）》在争论中通过。

    中国的企业改革又前进了一大步。

    搞活国有企业，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试行股份制改革。

    1985年的最后一天，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工商银行静安证券业务部正式挂牌。

    事实上，在早些时候，广东的幸福音响、北京的天桥百货和上海的飞乐音响相继发售了自己的股票。

    当时，这只是一些实验性的举措，仅仅允许现货交易。到了1986年9月26日，上海开始正式挂牌买卖股票了。

    1986年11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他赠送给客人的礼物是新中国刚刚上市的第一种股票——上海飞乐音响股票。邓小平对范尔霖说，你目前是飞乐公司唯一的外国股东。

    邓小平赠送的这张股票后来一直被收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陈列室里。

    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指出，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从法律上明确了私营经济的地位。

    1988年这个龙年的岁末，24岁的王文京走出国家机关大院，和他的伙伴一起来到位于中关村的北京海淀区工商局，领取了一本个体工商户的执照，创办了用友软件公司。

    就在王文京领取个体执照的同时，北京市的第一批私营企业也已经开始注册。1990年，王文京的用友软件公司登记为私营企业。经过20多年的打拼，用友软件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管理软件供应商。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5年3月，中央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邓小平讲话同期声】

    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给邓小平写信，建议积极跟踪研究国际战略性高技术发展。

    邓小平对这个建议十分重视，很快就明确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198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后来，人们根据四个科学家提出建议的时间把它称为“863”计划。

【万钢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

    “863”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它确定了一些战略性重要的领域，发挥我们科技界和经济界的集中优势，通过国家的组织，使我们国家的高科技走上了国际的前列。

    1988年9月，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一个多月后，他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提出，中国必须在高科技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

    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1983年10月，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成为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研究实行教育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措施。5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启动。

    1986年，新中国第一部教育法律——《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国家开始有计划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随着教育结构的调整、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出来。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需要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保障。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实施了新宪法。

【杨景宇 国务院法制办原主任】

    这部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明确而科学地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和社会活动的根本准则。

    在1983年到1987年的短短五年内，全国人大依据新宪法先后制定并通过了35部法律，11个补充、修改法律的决定，17个有关法制问题的决定。

    随着改革开放闸门的打开，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正之风，一些干部发生了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新的形势，迫切要求加强党的建设。根据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和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的任务，198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整党的决定。

    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经过三年多的整顿，全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等四个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状况有了改变，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加强和发展积累了经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奠定了良好基础。

    1985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会议增选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

    邓小平在大会上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

【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同期声】

    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两手抓”，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决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

    20世纪80年代，祖国统一大业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多次谈到台湾问题，明确提出要把台湾回归、完成祖国统一提到具体日程上来，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祖国大陆向台湾同胞打开了两岸交流的大门。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长达38年的两岸隔绝状态终于打破了。从此，“探亲”“寻根”成了许多年流行于两岸之间最热门的词汇。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首先被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

    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明了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1983年7月，中英双方开始香港问题的谈判。经过1年多近22轮艰苦谈判，终于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鲁平 国务院港澳办原主任】

    解决香港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经济实力也增强了，社会稳定了。同时呢，国际的地位也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认为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成熟了。

    1987年4月13日，中国与葡萄牙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制定国内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的基本依据。80年代中期，邓小平经过深入观察和思考，作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新的战略判断。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百人访华团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决定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要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

    从1985年到1990年，人民解放军实际裁减员额103.9万人。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建设强大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总目标，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组建集团军，新组建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兵等部队，加强特种兵建设。国防大学等一批军事院校相继成立和恢复，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实行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后备力量制度。1988年，人民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建立文职干部制度。一批新型武器装备部队，大大提高了军队装备的现代化水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战略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客人时，明确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勾画了十分清晰的蓝图。

【魏礼群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

    三步走战略的基本内容是：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本（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出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指出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大会正式制定了20世纪后20年和21世纪前50年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全面改革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1984年到1988年，我国经济经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从7171亿元增加到14928亿元。国民经济整体跨上了一个大台阶。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轨，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开始显现。

    1988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剧，价格闯关受挫，市场秩序混乱，抢购风潮开始蔓延全国，引起群众不满。

    9月，党和政府决定采取“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

    此时，西方敌对势力加紧渗透，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泛滥。

    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告诫全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

    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下，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

    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了这场危及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风波。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也没有错。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这一讲话，在关键时刻坚定了全国人民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党在惊涛骇浪中继续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航向。

    当中国的政局趋于稳定、改革开放在治理整顿中继续稳步向前推进的时候，国际形势却接连发生重大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低潮。

    在此历史重大关头，中国究竟何去何从？全世界为之关注。

    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到南方考察，发表了重要谈话：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讲话同期声】

    中国这时候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动摇不得。

    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88岁高龄的邓小平，不辞劳顿、风尘仆仆，一路走，一路讲。他的谈话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中国大地迅速掀起了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新一轮热潮，唱响了一曲《春天的故事》。

责编：陈存保